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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他不为我们这些人去受苦受难，那么列夫·托尔斯泰也就，不可能像今天这样属于全人类。

　　再看《夺取南极的斗争》中那一段对斯科特队长面临死亡时的描写：

　　 斯科特海军上校在他行将死去的时刻用冻僵的手指给他所爱的一切活着的人写了书信。那些书信写得非常感人。死在眉睫，信中却丝毫没有缠绵悱恻的情意……那些信是写给他认识的人的，然而是说给全人类听的；那些信是写给那个时代的，但说的话却是千古永垂的。他给自己的妻子写信。他提醒她要照看好他的最宝贵的遗产——儿子……他怀着最诚挚的友情给那几个同他自己一起罹难的同伴们的妻子和母亲写信，为他们的英勇精神作证。尽管他自己即将死去，他却以坚强的、崇高的感情去安慰那几个同伴的遗属。

　　这样一种对人性的刻画，如歌如泣，读后无不为之动容。

　　主旋律之二：以良知对抗暴力。在茨威格看来，历史、社会、宗教、政治以至大大小小的统治者都可能有非理性的一面——丧失良知而使用暴力；但是，人的良知不会泯灭，总会有人以良知对抗暴力，这样的斗争此起彼伏、前赴后继，纵然有人在暴力面前遭到失败乃至失去生命，但他们虽死犹荣。茨威格的两部人物传记——《鹿特丹的伊拉斯谟——胜利与悲剧》和《良知对抗暴力——卡斯特里奥对抗加尔文》尤其突出和鲜明地彰显了这个主题。伊拉斯谟（ErasmusvonRotterdam,1469—1536）是文艺复兴时期尼德兰的神学家，因出生于荷兰的鹿特丹，故被人们习称为鹿特丹的伊拉斯谟。他是欧洲最杰出的人文主义者之一，一生勤奋著述，揭露教会的黑暗，嘲讽教士的伪善，反对宗教狂热，控诉教会使用暴力残酷迫害异端。然而，他的思想固然充满人文精神，终究敌不过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教会强权和习惯势力，因而一生颠沛流离，最后在孤寂中死去。卡斯特里奥（SebastianCastellio,1515—1563）是在法国出生的瑞士人文主义者和宗教改革家，原来是加尔文的朋友，1541年随加尔文到日内瓦。是年，加尔文在日内瓦创立加尔文教派获得成功，日内瓦成为在他领导下的一个政教合一的神权共和国。可是加尔文掌权之后立刻改变了自己以往反对宗教压迫的立场，俨如日内瓦的教皇，实行独裁统治，排斥其他各种信念，敌视其他一切教派。1554年，西班牙神学家兼科学家塞尔维特因宗教信仰不同前来日内瓦寻求庇护，加尔文不但不给予救援，反而以异端罪名将其用火刑处死。此事引起卡斯特里奥的强烈愤慨，于是他用假名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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