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上的延安与重庆向比还有太多的不同，但如果这些可以说是因为红党的主义与制度更加适合战争的话，那么他们两地的政治生态就让我们更加感觉到吃惊。

　　重庆政府是包括延安在内所有中国实力派唯一认可的中央政府，但是很有趣的是，重庆政府的权威并配不上他中央政府的名号，到现在为止，除去日军、红党武装占领的地区外，依旧有新疆盛世才、滇军龙云、西北马家军等大量军阀势力对于重庆的军政令阳奉阴违，即使在重庆国民军中，也是派系林立，他们在对日作战上经常会因为不是自己体系的部队而互相不救援，在民政治理上也会对不是自己体系的人进行刁难。

　　当然，重庆政府已经在对这些问题进行整改，但我看到的整改是非常不可复制的，他们是在利用此时特殊的抗战时期，对各地非中央政府势力安插人员，我不知道到了和平时期，重庆中央政府是否还可以做到这样，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有很多军队在得不到附近的援助后便投降倒戈到了日军那方，据说现在中国帮助日军作战的中国人已经超过了一百万，而且还在不断上涨，我说的人数并不包括在东北的满洲军。

　　我个人认为蒋中介虽然对其他势力有办法侵蚀，但对红党力量用这种办法恐怕不会有太多的效果，蒋中介的方法是用钱和权去做交易，这在这个东方国度是认为最有效的办法，但对于红党来说，我很难相信钱或权力对他们有效果，至少现在恐怕不会有多少效果，就在几年前，他们的主干力量还抛弃了在南方的一切，进行了一场战略转移——他们称之为长征，而当时他们任何一个人投靠白党，都会得到巨额的金钱和极大的权力。

　　因此，我认为要解决中国的未来问题，只有合作建设政府这一条路，但从新四军事件来看，二党之间隔阂依旧很深，只是因为日军的存在才联合对外，只要这个外力消失，那么中国内战很可能就会爆发，我国必须针对中国这个特殊局势提前布局才能得到最大的利益。

　　而谈到政治合作，红党做的要比白党聪明的多，他们正在学习如何最大程度的和其他可以合作的人一起强大自己，我见过了他们的主席，他们的主席最喜欢用《三国演义》这本书来打比方，他说世界上任何人都可以分成三种人，敌、我、友，而一个势力要强大起来就必须联合最多的朋友，然后坚决的打击敌人，所以红党最先提出要联合白党对付日军，在国内事务中，又提出联合民主人士对付白党，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在中国，红党的潜在朋友很多，这又是一个值得我们探讨的论题。

　　我在前文说过的阎锡山，他原来是一个反红的白党党员，也是山西的实际统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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