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人会怀疑仲马先生新作《戴先生》的成功。

　　喜剧院老板当即做出加演五十五场，一齐演出七十场的决定。

　　这场次安排，比《费城小姐》和《玛戈号上的苦役犯》还要轰动。

　　著名记者布里索在报纸上评价说：“也许卢梭主义者看完后，会觉得受到冒犯，但不妨碍它成为新近最优秀的讽刺喜剧，也许当什么时候我们将反基督的卢梭目为新上帝，那样才是对良知和秩序的不负责任。”

　　而欧坦主教塔列朗则喜形于色，他在小册子里热烈捧了菲利克斯的场：“我早就期盼着有人能扒下这位反宗教哲学家的画皮，谢天谢地，仲马做到了！”

　　法兰西文学院的首席弗洛尼安先生态度则是温和的赞许：“我看了这部剧，觉得反卢梭主义和卢梭主义间的界限似乎并不是那么明晰，相比这些争论，我更希望大家时时刻刻提醒自己，你身上有没有戴先生的影子，可能我们每个人都是戴先生，戴先生没死，他就活在普世灵魂间。”

　　可出乎人们意料的是，狂热的卢梭主义追随者，却并未对菲利克斯大加鞭挞，个中缘由应该是：菲利克斯对“戴先生”这个人物嘲讽太过辛辣，塑造太深入人心，以至于卢梭主义者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尽快和形形色色的“戴先生”切割开来。

　　“我能看懂这剧，仲马所针对的，其实是位‘伪卢梭主义者’，没错。真正的卢梭主义，就在<苦役犯>主角欧米尔.塔隆和他妻子露易丝身上，这应该就是仲马要告诉我们的。”激进危险的记者卡米拉.德穆兰对此评价道。

　　就算是让.保罗.马拉，对《戴先生》也持善意的态度，他有时还会对无套裤汉们开玩笑说，“我像托马斯.戴吗？”

　　当大伙儿说根本不像时，马拉就补充句，真正的卢梭主义者都要以戴先生为镜鉴，当然是反面的。

　　最重要的原因，便是菲利克斯私下地，将两部成功的剧作所得分成报酬，大概共有一万七千里弗尔，捐给了巴黎的“牛痘基金会”，用于贫苦儿童的疫苗接种，这让马拉对他颇为欣赏。

　　当然最高兴的还是杰缦.内克尔，即斯塔尔夫人，这部《戴先生》同时讽刺了英国和卢梭，她便单独给菲利克斯送了四千里弗尔的红包。

　　但不久斯塔尔夫人家庭的不幸传出：她的丈夫，即瑞典的斯塔尔伯爵，果然如塔列朗所预料的那般，出轨法兰西喜剧院里扮演《戴先生》里有钱寡妇的女演员，这个女演员已六十多岁了......

　　坚强的杰缦在沙龙里，对朱斯蒂娜、艾格尼丝和安德莱依娜流泪，她说要是丈夫的情人是个二十多岁的可人儿，她还能理解，但却是个年近古稀的老太婆，她不知道是丈夫有什么精神疾病，还是有意要对自己进行最惨烈的侮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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